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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和他的朋友们

  编者按:为助力河北作协“出作品,出人才”文学创作战略,本报特开辟“文心·人品”专栏,将陆续推出文坛过往名家的为人为文故事,旨在为当前文学创作提供精神滋养和人文借鉴。

  萧也牧:浩然的文学指路人

  1955年,浩然酝酿一部农民走上合作化道路的小说,随后用业余时间创作出长篇小说《狂涛巨浪》。其时浩然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的俄文《友好报》,他将稿子就近交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收发室。
  1957年1月22日,浩然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位未报姓名人的电话,约他第二天到出版社二编室主任吴小武家里谈谈对《狂涛巨浪》的意见。浩然将此事告诉记者部的同事朋友贾玉江,他们都认为出版社将要出版那部长篇小说。从贾玉江那里浩然得知“吴小武”就是自己仰慕已久的名作家萧也牧。
  萧也牧原名吴小武,其长篇小说《锻炼》建国初期在《中国青年》杂志连载,小说描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是“活”的、“真”的知识分子形象的首创典范。接着,《人民文学》又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并很快被搬上了银幕。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显示出萧也牧在艺术上的探索和跨越。但是,就因为这种探索和跨越,萧也牧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其后,萧也牧恢复了吴小武的原名,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干起编辑工作,一干就是十年出头。丛刊《红旗飘飘》,长篇巨著《红旗谱》、《红岩》的出版发行,都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
  浩然不仅读过萧也牧的这两个作品,从心底也真是喜欢。但是,从对萧也牧无情的批判和口诛笔伐里面,二十几岁的浩然也悟出了一个残酷的道理:搞文学创作,闹不好也会犯政治错误。萧也牧虽然在文坛上消失了,但他并没有在浩然的记忆里消失,在心里,浩然对萧也牧依旧仰慕。从《河北日报》调到北京,浩然第一次逛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发现一册单行本的《锻炼》,没看价钱贵贱,从书架取下就买了。
  第一次接触仰慕之人,浩然心里有些发憷,请贾玉江陪自己一同前往。
  萧也牧的衣着、长相出乎浩然的意料:萧也牧又高又瘦,肩背微驼脸庞黑,眼睛不大却格外明亮有神,厚唇阔口,极富表情,让人感到亲切。一身蓝制服,不仅不合体,还极不整洁,露着里边驼色的毛衣,袖口挂着被磨断的线头。猛然看去,像个刚下班回到家里的修理工。只有谈起话来热情和蔼、细声慢语,透露出一点文弱书生的气质。
  萧也牧掐灭了还没吸完的烟,拿出浩然的那包稿子,在桌子上放下之前,先抻过一张旧报纸垫在下边,然后坐到浩然跟前,细声慢语地谈起对稿子的意见。不仅对作品的结构、人物的设置这些艺术技巧问题谈得很细致,对浩然很有启发,就是对内容,也就是对农村的生活和人物,同样谈得头头是道,符合情理。萧也牧肯定了小说乡土气息的浓厚,作者对生活有独到的感觉和一定的表现能力,但建议浩然从写短篇开始。
  这诚然是一次退稿的谈话,浩然却没有感到难堪,甚至没有丝毫的扫兴。萧也牧平和的态度令浩然折服,对萧也牧的信任,不知不觉就在浩然心里产生了。正因为如此,浩然的写作热情和信心,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增强。
  谈话持续时间不短,浩然他们起身告辞,萧也牧和他的妻子李威一直把他们送到大门口。浩然发现自己的一条花格子围巾忘在了萧也牧家,返身去取,结果又让萧也牧夫妇再次把他送到大门口。
  回家的路上,浩然就买了一套《契诃夫短篇小说全集》,选购了一些“五四”时期名家的短篇小说集。回到家里,浩然便将《狂涛巨浪》的手稿束之高阁,按照萧也牧的指点,从短篇小说入手苦练基本功。
  1957年,浩然利用养病的时间,写出一部题为《新春》的十万字的小说。小说里出现了地主和地主子女,土地改革被清算,被“扫地出门”,经过曲折反复的痛苦和磨练,脱胎换骨变成新人,最后以优秀分子当选了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胸前戴上光荣花,被全体村民敲锣打鼓欢送赴会为结局。浩然对这篇小说很满意,几经修改寄给萧也牧。萧也牧收到稿子写来一封回信,赞赏“作品的题材新,有深度”,是浩然“创作上的一个跨进”。
  电话里,萧也牧告诉浩然:那部稿子有几个情节稍加修改,就可以出版;因最近会议多,太忙,等把手头的事情抓紧处理完,再商谈修改加工的问题……
  不久,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运动,浩然被报社从疗养所召回参加运动。一个星期日,萧也牧突然给浩然打来电话,约定中午在某处街上碰面。浩然如约来到,萧也牧已经等在那里。萧也牧告诉浩然,在这次运动中他犯了错误正接受批判。萧也牧交给浩然一个纸包,说:“你这小说,现在看有些危险,拿回去自己处理吧……”纸包里正是浩然在反右运动前写的《新春》。此前,浩然一直认为这部小说是赞扬共产党阶级政策的正确和胜利,直到此刻,联想起在运动中发生的许多事情,才感到这篇小说稿的危险是大而又大的。处在危难中的萧也牧,如果想“立功赎罪”,无论将稿子作为罪证交给他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还是交到浩然所在的单位俄文《友好报》,浩然无疑都将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跟萧也牧分手之后,浩然立即回家,将稿子一页一页地塞进火炉,直到全部都变成了灰烬……
  1962年9月的一天,久断联系的萧也牧到家里看望浩然。“我们出版社想给你出个选集,把可以保留的上等品挑出来,印一本,做个小结。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写长篇了,创作出一个代表作。”萧也牧以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浩然说:“我认为水到渠成了,要有信心。”
  萧也牧的鼓励,使浩然下了决心,年底便请了创作假,开始动笔写《艳阳天》。

  浩然与刘绍棠:不打不相识

  浩然与乡土作家刘绍棠,一个出生在1932年,一个出生在1936年,他们都生长在冀东农村,两人又几乎同时做起了文学梦。刘绍棠天资聪敏,早就有了“神童”的美誉,在仅上过三年小学的浩然心目中自然就是一颗明亮的星。
  浩然第一次与刘绍棠相见,印象极为不好。那时,大兴县还属于河北省,这一年闹了水灾,北京市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去慰问。在《河北日报》当记者的浩然也前去采访,在工作中结识了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日报》当记者的从维熙。因为知道从维熙是刘绍棠的好友,便向他表示要与刘绍棠交个朋友的愿望。从维熙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浩然星期天到报社找他,再约上刘绍棠,让两个人见见面。
  星期天,浩然一早从记者站所在地的通县赶到北京城,来到《北京日报》。传达室的门卫告说从维熙还没有来,于是便站在院子里等,一直等到快中午,仍不见从维熙的踪影。好在从维熙的宿舍离报社不远,浩然便决定到那里去找。进了从维熙宿舍所在的胡同不远,浩然便看到从维熙和另一个年轻人迎面走来。那人胖胖的,有点儿黑,戴着近视眼镜;不用问,他一定就是刘绍棠。浩然大步迎上前去。从维熙见了浩然,发了一下愣,立刻停住脚步说:“你说的事儿让我给忘了。”他指指身边那个胖乎乎的人介绍说:“这就是绍棠。”浩然赶紧朝刘绍棠伸出手。刘绍棠看了他一眼,伸手跟他握了握,客气地笑笑。从维熙又介绍浩然,刘绍棠脸上的笑模样像凝住了,他打了个难解其意的手势,眼神不再对着浩然,声明他现在很忙,就连中央大报的记者采访,也得事前约定时间。很抱歉,诸如此类。而且话音一落,举步前行,不再理睬浩然。从维熙见此光景有些不好意思,追上前去想解释几句,可惜他本来就有点儿口吃的毛病,一着急更结巴起来,一句话没有说完全,刘绍棠已经向东走出很远。见此光景,浩然的一腔热情变得灰冷,勉强对此时正在难为情的从维熙打个圆场,就匆匆而回。
  过了二十一年,对刘绍棠有了更多的接触,有了较深的了解,浩然才开始有所觉悟。浩然在一篇文章中说,只有自己也成了“名人”,被文学青年们缠得烦躁不堪,才理解明白了刘绍棠当年对自己如此冷淡的原因。
  1988年8月5日,刘绍棠因脑血管疾病,被救护车送进医院救治,浩然立即赶到医院看望。经过抢救治疗,刘绍棠被拴住了左半边身体。1993年6月15日,浩然也突发脑血栓,被拴住了右半边身体。
  在通县的一次集会上,两个被拴住半边身子的朋友再次相遇,刘绍棠笑嘻嘻地对浩然说:“咱俩一左一右,失掉了两个半壁江山,合起来是整个江山,完好无损。我们宁可让别人打死,决不能让别人吓死。用半壁江山也要拼下去,再拼他三十年。”
  1997年刘绍棠去世,2008年浩然离世。

  张峻:低谷时期帮扶浩然

  1976年11月10日下午,浩然到民族文化宫观看将要被批判的电影《反击》,散场时偶遇张峻,两人一起走到浩然暂居的机关,喝酒畅谈。那个时期,社会上流传浩然的谣言,浩然既觉不快,更感烦闷,因为和张峻有一番长谈,心情便畅快了许多。
  1977年11月,浩然在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市革委会委员、全国五届人大代表。同年年底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座谈会上,参加会议的浩然没有发言,发布的座谈会消息的报纸上因而没登浩然的名字。这本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却被人认为是一种信号,南方某家刊物连续刊发三篇批判浩然及其作品的文章。此后一年多,全国至少有三十多家地方报刊登载转载了这类文章。迫于形势,北京市委提议取消了浩然的全国五届人大的代表资格。浩然跌入人生的谷底,直到1978年年底,才基本得到解脱。浩然要用手中的笔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要再次开始文学创作。但是,久未写作,他的脑子似乎已经锈住了,根本无法进入状态。1979年2月20日,长久阻塞的思路早晨在床上忽然打开了。浩然从这一天开始动手搭长篇小说《男婚女嫁》也即《山水情》的架子。浩然把这部小说当成“翻身之作”。
  1979年3月25日,正值浩然生日,他完成了《男婚女嫁》的初稿。4月底5月初,正在新创刊的河北省大型文学季刊《长城》主持工作的张峻得知消息,派浩然的另一好友,《长城》编辑潮清来京找到浩然,希望能在《长城》上发表这部小说,并限期一周将上卷交稿。浩然表示目前还只是草稿,想修改之后再交给他们发表。张峻和潮清则认为在刊物上发表要求可以放宽一点,等出版单行本再做细致的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如能尽早发表,对浩然本人和其它方面都可能会产生好的效应。面对两位老朋友的热忱与执著,浩然只得遵从,加紧书稿的整理修改。为了尽快发表,浩然与张峻又是书信又是电话,多次联系沟通,加快修改和校对的进程。《长城》杂志在1979年第二第三两期连载了浩然的长篇新作《男婚女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这部长篇小说,从写作、发表到出版单行本,再到电影的改编拍摄,经历了不少坎坷和磨难,但都冲闯了过来,让浩然再一次感到来自朋友的温暖和力量,对未来更有信心。
  (据梁秋川《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