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坛佳话 >>最新推荐 >> ​“擂鼓诗人”的精神气度
详细内容

​“擂鼓诗人”的精神气度

                        ——我与诗人田间的交往经历

                    □郁 葱

 

2016年是诗人田间先生诞辰100周年,这让我想起了与这位前辈诗人交往的一些往事。田间先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是我们河北省的骄傲,更是中国诗歌的骄傲,他抗战时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我印象中的田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常人,一位老人,是一位有个性的、让人尊重的长者,他是我见到的能称得上“大师”的人中最具诗人品质和性格的一位老人。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我调到河北省文联,那时我刚刚20岁,和田间先生住邻居(田间先生家在北京,所以在石家庄也是“单身”)。当时他住在北马路19号省文联(上世纪70年代初那时叫“省文艺组”)的一间15平米的平房里,办公室兼宿舍。他对诗歌的激情、他的执着、他的敏锐、他的创造力,一直到他的晚年都没有减退。那几年,他几乎隔不了多长时间就出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他裁一些白纸条,用小楷毛笔在上面题字署名,用糨糊粘贴在书的扉页上送给同事和诗人们,记得当时我为他贴过许多这样的纸条。

在我的记忆中,很少有什么世俗芜杂的事情能够干扰他的创作。他生活很有规律,几乎没有什么社交活动,好像也从没有到外边有过什么应酬。他的生活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每天早晨到食堂买一盆粥,早晨喝一半,留到晚上再把另一半热一热,买一个食堂的菜和馒头,就算是一顿饭了,中午饭也是,食堂有什么,他就吃点什么,除了参加会议,我甚至不记得他和别人到饭店里吃过一次饭。所以以后我做了几十年的诗歌刊物编辑和主编,也从没有让作者请我吃过饭,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有一次谈到这些,一位刚结识的朋友问我:“不吃饭你怎么交往?”我说:“我没觉得影响了我的交往。”我总想,像田间先生这样的大师都没有做过的事,我凭什么去做?

有人问过我“在写诗上,谁对你的影响最大?”我回答的首先就是田间。不仅仅是说在艺术上,更是说在做人上。田间先生身上有一种独有的诗人气质,刚毅内涵,特立独行,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那样的环境下,他也把大量时间用于写诗。当时他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河北文艺》主编,但他不善于处理琐细的事物,经常听到有同事在会上与他吵闹,我见到他在这方面唯一一次表示苦恼是,有一天吃过晚饭,我问他下午是不是又开会了,他茫然而天真地问我:“你听到了?一开会就吵。小李,他们怎么总是和我吵?”对于俗常的事情,诸如人际关系之类,他处理起来很不顺畅,很书生气,在我的记忆里,每天他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那间办公室兼宿舍里读书、写诗、写字。前些天跟旭宇先生在电话中聊天,旭宇谈到了一段旧事: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他随田间先生到保定出差,当时的省委常委、保定地委书记来看田间先生,送走书记后田间先生问旭宇:“刚才来的这个人是谁?”现在的诗坛,充斥着世俗气、市侩气、江湖气,而缺少的,恰恰是田间先生的这种文人气、超然气、诗人气!

田间先生生活中有很多别人不理解的习惯,比如,他每天喝的茶叶要留下,第二天早晨他在炉子上煮一煮,然后把剩茶叶吃掉。有一次我熬了一小锅玉米面粥,给田间先生喝了一碗,他说好喝,一定要我去给他买来玉米面自己熬粥。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田间先生就在门外喊:“小李,快起来。”我赶紧起床跑到他的屋里,原来他把满满的一大碗玉米面一下子倒进了煮开的沸水里,怎么也搅不开了。后来我还问他:“您在解放区是怎么待的,就没有看到过老乡们怎么熬粥?”田间先生木然地摇了摇头。我的启蒙老师王洪涛(当时的《河北文艺》诗歌组组长)也对我讲过与田间先生交往的一些旧事,他说:“田间真是太好的人了,就是不通那些俗气的人情世故。”王洪涛直呼田间的姓名,我们也是。当时的省文联,无论职务多高,无论名气多大,无论年龄有多少差异,都是直呼其名,这样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徐光耀、铁凝担任省文联、省作协主席的时候。所以现在在单位有人称呼“书记”、“主席”,我就觉得别扭。

田间先生回北京或者去外地时,总是把他房间的钥匙留给我,好替他接收报刊、信函和稿费,替他打扫卫生。而且出去时,他爱给我留一些便条(都是用小楷毛笔写的),我记得的有:“小李,窗台上的饼干要坏了,你把它吃掉。”“刊物不要少了,放好。”“小李,去给我买一个腌100个鸡蛋的小缸,买100个鸡蛋腌上。”等等,我和妻子就到土产商店给田间先生买了一个小缸,并且给他腌了一缸鸡蛋。有一次谈起这些往事,铁凝对我说:“郁葱,那些小条你可该留着,都是文物。”我听了以后心痛不已,后悔怎么当时就没有把它们保存下来。诸如此类的关于田间先生故事有很多,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演绎的,无论是真是假,都说明了田间先生独特的性格。那位老人,真是单纯、稚气而善良。

老人平日里话不多,基本上就是没话,但我也见到过他激动的时候。有一次我与他谈起“街头诗”运动,老人聊得很兴奋,他对我说,他的诗歌最辉煌最有价值的时期就是他在延安和晋察冀那个时期,那时候他们把自己写的诗篇写在墙壁上,写在岩石和大树上,看得出来他对那种生活状态依旧充满着向往。我问他闻一多先生是怎么称他为“擂鼓诗人”的,田间先生用浓重的家乡口音说,闻一多的话是这样的:一声声的鼓点“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后来我查了查资料,一个字不差。

实际上,我们现在谈“抗战文学”,提到的作品很多,而真正写作于当时的、直接作用于那场战争的、后来成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在冀中这一带,田间先生的诗歌创作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和田间具有同样价值的艺术家,应该还有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了的摄影家沙飞,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每天晚上,田间先生都写诗到很晚,有时他半夜叫我:“小李,来看看我的诗。”那时我写了诗当然向他请教,就像隔代人的交往,很自然,很自如。田间给我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是:我和他做邻居几年,经常请他看我当时写的诗,认为还可以的,他就把那一页折一下,不满意的,他就直接说:“这些不行。”从没有听他说过那些诗为什么“行”,为什么“不行”,他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应该怎样写诗、不应该怎样写诗,这对我后来的影响极大,使我悟出了四个字:诗不可说。现在我想,如果一个诗人,浑身都充斥着世俗和猥琐,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而田间先生,那么矮小的一位老人,他的文人气书卷气让人觉得定力非凡,胸有激雷而面若平湖。

最近翻看旧笔记本,里面记载着着一段往事,依然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晚上,我与田间先生罕见地聊起诗歌,田间先生拿出一个16开本的油印册子说:“你拿去看看,看看我过去的东西。”回到房间,我打开那本书,上面有田间先生发表在194224日的《晋察冀日报》上文章《文学上的一次战斗》,当时我把其中的一些段落抄在了笔记本上,其中说道:“作家要用自己的血来写作。我看我们好些同志并没这样作,好些作品用淡水写成的,而不是用血……在语言上,同样可以看到作者们漫不经心。他们没有仔细推敲每一个字眼分量,也没有仔细选择那些发光的字眼。作品中语言杂乱无章、不简洁、不生动甚至完全不正确的东西也不少。有时候,却在‘华丽’上做功夫。其实,华丽的字句并不漂亮。有些同志爱用口语但未加提炼。”之所以引用田间先生的这些文字,是由于我觉得很惭愧,抄下这段话之后,我并没有认真再读,其中关于如何写诗,写什么样的诗,田间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年轻的时候能认真领悟田间先生的论述,在写作上,或许比现在要更长进一些。

他们那一代人的坚韧、真诚和善良是天生的。2015年春节前夕,我专程去北京看望田间先生的夫人、作家葛文阿姨,快到北京的时候临近中午,我给葛文阿姨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一会儿就到,没想到路上堵车,一直到将近下午一点才赶到后海北沿葛文先生的家门口,没进胡同,远远就看见老人在胡同口站着,见到我她说:“放下电话我就出来等,等着你来。”当时我眼泪就掉下来了,老人当时94岁了,天那么冷,竟然为了等我们在胡同口站了一个多小时。回石家庄的路上我一直懊悔,责怪自己为什么要提前给老人打那个电话。在葛文先生的家中,老人一直拉着我的手,说起了田间先生和省文联、省作协的一些往事和今事,说起了她在意的事她惦记的事,依旧像我以前见到她的时候那样真挚和动情。

我主持刊物几十年,对自己有很多约束,比如不开作品讨论会,不去应酬,尽量不去讲课尤其少去“讲诗”,不与作者有作品之外的其他往来等等,大概性格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这些不是空口说说,需要持久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节制。一个好的诗人,应该如同田间先生那样,有学识,有教养,具有持久的人格因素,不是苛求诗人一定是一个完人,但应该是内心纯正、纯净的好人。我知道,这些理念的形成源于田间等前辈的精神涵盖和影响。我总想,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悟”而不可“教”;也许田间先生想告诉我,诗可“异”而不可“同”,所以,他对我说过许多话,唯独没有对我说过最应该说的诗歌。我曾经对一位诗友说过,与大师交往,感觉不一样,他们身上那种超出常人的状态,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我的性情和诗情,好像,也从他的身上获得了某种才情。

其实,当有一天终要离去的时候,仅仅有两点能够留下,也仅仅这两点有意义,那就是人的品格和文字。

还有,一个人厚重的,永恒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