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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坚决”的性格魅力

                            ——我与作家张庆田的交往经历

 

                             □郁 葱

 

提起张庆田这个名字,让我想到了很多名字,想到了很多人,想到了他们那一代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河北文学说来,是一个大师的年代。我20岁出头到省文联工作,省文联的前辈们是看着我长大的,在省文联工作的那些年,谁家的门我都进过,大部分前辈、同事家的饭我都吃过,前些年没有更多的感觉,现在想起来,我和其中许多人的关系不像是同事,倒更像是亲人更像是亲戚,我和每一位老文联的前辈都有一段故事。现在有时会想起那时的许多人,就觉得很感慨。       
    认识张庆田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记得当时他主持《河北文艺》,后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那时候省文联五排小平房,很安静也很温馨。现在想,跟那么多我原来崇敬的大师们成为了同事,怎么就那么不懂事,我是晚辈,称呼个庆田老师,庆田主席,起码是老张吧,但那时大家都互称名字,从田间到田涛、林漫再到张朴、刘哲、肖杰、张峻、洪涛、旭宇……庆田也是,大家都这么叫,那时候的省文联就是这样平实和朴素,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按照原来的习惯称呼庆田。
   张庆田代表作之一是《老坚决外传》,平时跟他年龄相仿的同事们也都称他为“老坚决”。他的小说人物性格就是他的性格,庆田的秉性倔强,质朴率真在省文联是有名的。他说话直截了当,从不掩饰自己的艺术观点,很固执,但对人又很谦逊和内敛,不夸夸其谈,不好为人师。那时候各类创作会、研讨会不像现在这样多,偶尔开研讨会,庆田他们这些老作家也不说过年话,不说应景话,直来直去,一语中的。年轻作家遇到了生活上创作上的问题,他们尽可能引导、沟通、保护,这一点我不展开谈,在省文联有过那段经历的人心里都清楚。而且,张庆田他们那一代人很尊重人尤其是尊重年轻人。记得我刚到省文联时做机要工作,有一次省作协开会,要给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周申明送一份文件,庆田在电话里提前跟他联系说:“我让一个小诗人把文件给你送过去。”当时我写诗没多久,也没有发表过更多的作品,听到庆田称我为“诗人”,心里一热。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以后,周申明先生非常客气地笑着说:“老坚决说来一位诗人,我们这就认识了,以后常来。”后来,周申明先生也就成为了我亦师亦友亦长辈的忘年交,那时候的领导觉得距离都很近,有什么事情,打个电话就到他的办公室去了,后来周申明先生当了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时依然是这样。我觉得这些前辈,对人尊重,处事随和,有深度,跟他们交往一两次就会觉得他们值得敬重。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简单、真实、温情,有人情味,有一种骨子里的热乎,跟现在的感觉真是不一样。记得省文联在北马路19号小平房办公,开党组会的时候,总听见庆田和林漫、张朴、刘振声等几位作家由于一些业务问题大声发言,嗓音近似与人吵架,其实好像也就是“吵架”。但开会下来,大家的关系还是那么融洽。有一个小细节,庆田和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刘振声、老魏(剧协主席魏宗江)三个人晚上总是在院子里的大树下面下象棋,而且谁也不服谁,下着下着就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把棋盘掀翻了,谁也不理谁了。过一会儿,门卫的老魏师傅把棋子捡起来摆好,他们三个就又渐渐凑到一起,接着下棋接着吵,我们这些年轻人看着很有趣的。

张庆田写农民,与农民的关系也一直很紧密。《老坚决外传》的背景是晋县周家庄和那个村庄的老支书,庆田一直保持和那个村子的联系,经常去周家庄住一段时间,好像他就成为了那里的一员。我到省文联工作后,庆田还带我们去周家庄参观过,当时很有感触的。这种“深入生活”,一扎就是一辈子,在现在的作家中已经很少见了。那时候有一位晋县的农民诗人侯立身,经常从晋县坐公共汽车甚至是走着来《河北文艺》送稿,王洪涛、肖杰、张庆田的家里他都去吃过饭。记得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侯立身又来了,恰好在花墙旁遇到庆田下班,庆田就说:“走,到我家吃饭吧。”侯立身就跟着去了,很自然。我在几篇文章里都谈到过,不记得那一辈人(包括田间等大师级的诗人、作家、编辑们)到外面吃过作者的什么饭,反而是作者来了到他们家去吃饭。我自己就是这样,刚到省文联的时候我住单身宿舍,刘艺亭、肖杰、王洪涛、尧山壁、苑纪久、宋木林、张从海等等的家里我都去吃过饭,有的还是经常去。刘小放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家从沧州搬来省文联后,我们住邻居,我的孩子就是他的三个女儿抱大的。饭熟的时候,他家做了什么好吃的,孩子就骑个玩具车过去了,在小桌边一坐就吃,吃饱回来就口齿不清地告诉我们:在大妈家吃饱了。我和妻子也就不再过问。
    我写诗,张庆田是小说家(当然他早期也发表过不少诗作),没有更多机会向他请教,但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年轻,什么也敢写,当时我写了一个很长的叙事诗,我的启蒙老师,当时的《河北文艺》诗歌组组长王洪涛看后一个字一个字修改了,还给了我。有一天庆田下午刚上班,到《河北文艺》诗歌组去找从海,我就把稿子拿出来请他看看。当天晚上,他就把稿子给我送了回来。他不仅用一个下午看完了,并且还在每一章后面都写下了自己对那一章的意见(我记得那首叙事诗是八章)。熟悉庆田的都人知道,他的字龙飞凤舞,不大容易辨认,我大致看清楚了,但还有一些字认不得,就纠结着还去不去问他,因为那时候在这些“大作家”面前我是不怎么敢说话的。第二天上午,看他上班来了,我还是定了定神去找他,对他说:“庆田,有的字我看不清楚。”他很认真地对我讲了他的意见,记得大意是:叙事诗有一半应该像小说,要有吸引人的细节,这首叙事诗故事不够,没什么起伏,只是语言还不错。他说:“我倒更喜欢你写的《青春的脚步》。”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连我发表在《河北文艺》上的一首小诗他都读了。他说的这句话让我很感动,那时,受到一位自己尊敬的作家的夸奖,能给一个年轻人很大的自信。当时飞雁、张树生等几位诗人在省群艺馆招待所改一部诗稿,庆田说:“我给飞雁打电话,你去找他,他擅长这类题材,让他帮你改。”我一直认为,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河北省就被称之为文学大省,除了当时有一批大师级的作家和作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一个甚至几个非常杰出的文学刊物和一批优秀的编辑。《河北文学》是国内创刊最早的文学期刊之一,后来也叫过《蜜蜂》《河北文艺》,都是当时国内最好的文学期刊,《蜜蜂》诗歌专号直到今天我认为依然是当时诗歌艺术的经典。张庆田曾经长期担任刊物的负责人,当时提起河北的作家、诗人来,他如数家珍,他对作者的好,是发自内心的。庆田他们这一代人使我懂得,好诗人、好作家是夸出来的,一个好的诗人和编辑,应该有着怎样的学养和境界。我开始在《河北文学》跟着肖杰、洪涛,后来在《长城》跟着徐光耀、苑纪久、肖杰、宋木林、陈映实,再后来在《诗神》跟着浪波、旭宇,他们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我以后做编辑的基础,我内心一直以他们为尺度,试图能拥有他们的一二。那一代人,讲情,讲理,讲事业,文人气重,世俗气轻,庆田是这样,别的前辈也是这样。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艺术氛围相对宽松,办刊物压力很大,我看着他们的不易,实际上也在不知不觉中塑造者自己刚硬纯正的性情。
    的确我现在的性格中有他们的许多影子:坚韧、固执、超然,该在意的在意,不该在意的放弃。文字之外的事不计较,不是非,对事业的专注等等,都是他们带给我的。田间的童稚和执着,张庆田的正直、率真,徐光耀的大师风范和内涵,肖杰的学问、文字功底之深厚(我觉得肖杰是职业编辑的典范),王洪涛的朴素、豁达,刘哲、宋木林的文人气都让我受益。记得我刚到《长城》做小说编辑时,稿签都要写得很满,最多的时候写了三页,主要情节,人物,语言特征,自己的评价,都要写得很清楚,知道大部分送审稿件用不了,但觉得老一辈就是这样,所以我也应该这样。直到现在,我还在请教肖杰一些文字上的问题。那些稿签我还留着一部分,至今读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用情之深。而且,我的创作理念,也基本上就是在那个阶段形成的。
    回到我最初的话题:我们曾经由于张庆田等等这批杰出的作家而被称之为文学大省,但这些年,河北省厚重的、基础的文学根基没有那些年坚实了,甚至至今还在吃着这些前辈的老本。现实主义精神淡了,我说的不是庸俗现实主义,而是前面谈到的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不是说非要写什么重大题材,像《老坚决外传》等经典,也是从一个村庄和几个人物折射出了带有浓厚时代色彩的生活和人的精神状态。也不是说我们认同那个时代的某种氛围,而是说,人物、语境、代表一个时代,如果你有了这三个高度,你的作品就有可能成为大作力作。当然这个观点也不一定适于每位作家,所以我总爱说到一句话,就是多元和包容。起码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大师们曾经具有的尺度和高度,记着他们的精神品质、素质、品格,然后学着做。
    张庆田他们这一代作家,留下了作品,留下了人物,留下了做人的精神风范。他们的性格,也影响了我这大半生。他们以自己的文字使得河北省有了文学大省的声名,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把它延续下去,这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像他们一样做人做事。我想我和比我年轻的作家们,应该能够感觉到身上的这种重量。
                                                     2012年3月14日写就

                                                 2018年7月11日再改